作者:王雨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包含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问题、理论逻辑和理论效应的研究三重含义。研究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维度是推进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途径,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总问题”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方式和问题逻辑

  “理论总问题”的概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提出的,指的是支配理论家理论思考的思维框架和理论生产方式。它决定了一个理论体的理论性质,我们只有挖掘出隐藏在理论家理论文本背后的“理论总问题”,才能把握理论家理论的建构过程和实质。把握“理论总问题”的意义在于:

  第一,既然“理论总问题”是理论家理论思考的思维框架和理论生产方式,那么只有把握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总问题”,我们才能揭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考时代问题及其理论运思的逻辑,才能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问题域。

  第二,“理论总问题”决定了理论体系的总体性质,这就意味着只有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总问题”,才能理解他们在不同阶段的思想的性质,才能避免过去研究中简单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阶段的思想看作同质性的做法,才能确定他们在不同阶段的思想对于其理论体系形成的价值与意义,才能真正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料性的评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步阶段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能使我们熟悉其具体理论观点,却无法使我们把握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只有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总问题”,才能使我们能够透过其具体理论观点,把握其理论问题、理论逻辑和理论效应,才能有效地推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思想资源之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与理论逻辑

  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阵营针对西方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展开争论,这场争论又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探索。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具体理论观点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是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近代形态的知识论哲学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同近代西方哲学断裂的结果,而是注重实践和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现代形态哲学,形成了其理论问题及逻辑脉络。

  为了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运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特点、统治方式的转变、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变化和阶级结构的变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统治方式越来越转向了以意识形态控制为主,包括政治暴力统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在内的总体统治方式,强调西方社会并不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那样是一个无矛盾的丰裕社会,恰恰相反,西方社会是一个存在着以资本利益为基础的“额外压抑”的更加不自由不公正的社会,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社会发展日益总体化、一体化和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使无产阶级和个人从资本主义的总体控制下摆脱出来,形成成熟的阶级意识和自主意识是西方革命的前提。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提出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社会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等构想,形成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观;为了培育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和个人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人格,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形成了包括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等在内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他们重视分析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并以卢卡奇所提出的物化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发展为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的,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异化理论、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异化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异化理论在内的异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由于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回应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能作为科学分析生态问题的理论工具的质疑的基础上,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及其与生态思维的一致性,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视域。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使生态运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有机结合起来,使生态运动走向激进的阶级运动,通过实现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正确处理商品、需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树立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幸福观,并建立生产正义和遵循生态理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他们的生态批判理论。

  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在回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质疑的基础上,揭示和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剥削、不平等和不正义现象,形成了以平等和正义为主题的政治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问题,不仅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而且对于我们深入把握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讨论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哲学的关系、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如何把握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形成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如何寻找革命主体等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主要体现在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影响上。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影响来看,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理论研究的主题转向了上层建筑中的文化问题的研究,注重对实践、辩证法以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观因素作用的研究,并力图处理好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系和作用,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上也存在着诸多缺陷。这一方面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创新和理论研究方法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所借用和引申,成为其建构理论体系的思想资源,促进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理论中的缺陷和失误又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利用和夸大,成为其解构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显示了消极的理论效应,这突出地体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虽然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质,有利于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但也存在着脱离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夸大主观因素作用的缺陷,这一缺陷被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利用和夸大,他们正是在错误地利用和引申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阶级政治,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以伊格尔顿、詹姆逊、哈维、奈格里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力图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研究方法和注重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强调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必须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其目的在于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示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和矛盾表现的新形式,探讨西方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途径。

  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史、认识史和接受史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从最初将其看作是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而批判、否定和拒斥,到人们开始逐步了解和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并要求改变单纯的资料评介和引进的做法,强调应当把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有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归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的理解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有机联系,形成了诸如文化哲学、发展哲学、生态哲学和政治哲学等新的哲学分支学科,实现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